今天只要质疑《三体》诋毁祖国，立刻就有自以为懂历史的人跳出来，称这是又一次《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既然这些人自以为懂历史，那么我们就来聊聊文化革命运动的导火索——《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之前我们在“四清运动”中讲到了老人家发动那场运动的根源背景在于“四清运动”。

　　老人家认为走资派在地方和中央已经形成势力集团，我们可能会跟苏联一样走修正主义道路，因此只能通过一场更大规模的运动来解决。

　　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对资本主义复辟有清醒的认识，能够识别并资本主义复辟，要做到这一点，那就需要守住文化这块阵地。

　　一个人的认知水平由文化程度决定，即意识形态虽然是个人对世界和事物认知的综合反映，但最终落实到具体的载体上就是文化层面。

　　这也是老人家把文化领域看得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文化可以影响甚至颠覆一个政权。

　　之前出现了《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集团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暴露出来时，我们的高层却没有意识到其中暗藏着严重问题。

　　与此同时，在中个别干部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不处理好，将有更多的人成为特权阶级，而特权阶级的出现，便是修正主义的开始。

　　六十年代时，我们和苏联关系恶化，处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封锁之下，陷入了最艰苦的时期，这时候如果敌对势力对我们进行文化渗透，就会有很多人背叛信仰。

　　当一个小孩饥肠辘辘时，只要有人给一颗糖，他就会跟着这个人走，哪怕这个人是杀父仇人。

　　为了防止在最艰难时期被敌对势力文化渗透，老人家认为必须坚守我们的文化阵地，特别是之前文化领域出现诸多问题，必须对这个领域加以整顿和领导。

　　早在1964年7月，老人家就提议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指定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领导和贯彻执行中央有关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

　　当时五人小组中彭真是北京市长，陆定一是文化部部长，康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是宣传部副部长，吴冷西是新华社社长，从领导文化，到输出文化，到传播文化，可谓是文化战线的钢铁长城。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篇是针对吴晗创作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评论，而此前吴晗曾写了许多诸如《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歌颂海瑞的文章。

　　吴晗这些文章发表的时候是1959年6月之后，那时候得到了老人家的肯定，为什么当时得到了老人家的肯定，而之后的《海瑞罢官》历史剧却遭到了否定呢？

　　肯定吴晗歌颂海瑞的文章时，正值我们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当时老人家已经退居二线，而很多问题没有及时反映上来，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诸多问题。

　　因此，当时老人家鼓励大家要做海瑞，学习海瑞敢于把问题反映到中央，即使老人家自己有缺点，也可以像海瑞那样向他提出来。

　　但是到了1961年，吴晗创作的京剧《海瑞罢官》时，其中的内容则变了，已经不是老人家所期待的那个敢于直谏的海瑞，而是经过吴晗的艺术加工之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作为历史学家的吴晗，创作《海瑞罢官》时，塑造了一个艺术上的假海瑞，而不是历史上的真海瑞。

　　吴晗的历史剧跟很多港台电视剧的开头字幕差不多：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它讲的是宰相徐阶告老还乡，其子徐瑛仗势霸占民田，气死平民赵玉山的独子，又在清明节抢走赵玉山孙女小兰。

　　小兰母洪氏赴县街告状，徐瑛向松江知府及知县王明友行赔，并令家丁徐富作伪证。王明友当堂杖杀了赵玉山，斥逐了洪氏，然后草草结案。

　　海瑞此时正好调任应天巡抚，途中得知冤情，到任后复审，揭穿徐富伪证，惩处贪官，判徐瑛死罪。

　　徐阶自恃于海瑞有恩，代子求情，但海瑞秉公拒之，于是徐阶唆使朝臣弹劾海瑞。

　　历史上真实的海瑞确实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他敢于对皇帝直谏，骂嘉靖是“家家皆净”，为了上殿谏言，还特意为自己准备了一口棺材领死，这种不惜以死直谏的人，历史上确实不多。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海瑞并不是因为为民请命而罢官，更不是吴晗所描写的因为斩了徐阶的儿子而被弹劾罢官。

　　徐阶是明朝中期的名臣，他斗倒了明朝嘉靖年间的奸臣严嵩父子，因此徐阶被弹劾时，海瑞还为他说话，并未像吴晗剧中所描写的那样两人的矛盾不共戴天。

　　那么，吴晗为什么要创作这么一个《海瑞罢官》罢官呢？创作这个历史剧的目的何在呢？

　　实际上，吴晗创作的这个海瑞形象已经不是体现海瑞刚正不阿的品格，而是混淆了封建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并且有影射当时政治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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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的考证认为，海瑞从1569年夏到1570春这段时间任应天巡抚，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地主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

　　兼并土地的势力主要是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以及乡间的官僚地主，徐阶当时就占有大量土地。

　　此时底层的农民早已经没有了土地，变成了破产的流民，剩下的土地被争夺，一股是皇族地主，一股是官僚地主，一股是中小地主和富农。

　　都同属于地主集团，其中皇族地主和官僚地主人数占少数，大部分是中小地主和富农。

　　虽然同属于地主集团，但其中依然少不了利益争夺，官僚地主不敢抢皇族地主的土地，因此就打中小地主和富农的主意，以“投献”的方式来兼并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

　　所谓的“投献”就是用各种冠冕堂皇的手段将中小地主和富农手里的土地划在官僚地主的名下，由此达到抢占土地的目的。

　　官僚地主这一做法，既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这才是海瑞要反对“投献”，要求“退田”的根本原因。

　　因此历史上的海瑞要求“退田”实际上是让官僚地主退给中小地主和富农“投献”的土地，以达到调和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防止封建社会因为土地兼并而分崩离析。

　　本质上并不是为解救农民，如果真是解救农民，海瑞就应该禁止“高放债”，但海瑞不但不禁止，反而持支持态度，目的是为了维护皇朝的财政收入，反对地方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海瑞心里的“公”不是天下百姓，而是封建皇朝，“私”不是指私有制，而是专指地主土豪。

　　海瑞所表现出来的为民作主，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皇朝统治，降低民众反抗，跟我们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两回事情，形式上相似，但本质完全不同。

　　作为历史学家的吴晗如果不清楚这一点，那么这样的历史水平就要大打问号，如果明知道这一点，却要把海瑞塑造成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的形象，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心理呢？

　　老人家在此前批判胡峰集团，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都将它们视为资产阶级思想，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和阶级矛盾。

　　因为阶级的存在暴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承认阶级的存在，就等于承认了剥削的存在，这一点资产阶级显然不会同意。

　　因为一旦承认这一点，那么资本家占有的财富都将是被剥削者创造的，必然引发阶级斗争和革命。

　　不承认阶级存在，那么资本家就可以给工人和农民洗脑，成为富人的机会均等，只要你好好干，你就会跟我一样，最后变成有钱人，从而掩盖剥削的实质。

　　吴晗创作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将海瑞塑造成一个解救农民苦难为农民“退田”的英雄，不但歪曲了历史，而且在混淆概念，这种表现方法就跟抗日神剧没什么两样。

　　海瑞的形象就八路军穿着崭新的衣服，头打发胶一样，让熟知历史的人看着别扭，这种创作不是艺术加工，而是在篡改历史。

　　人民公社是我们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我们要维持住工业化，只能靠人民公社这种形式，靠分田单干是维持不住的，否则我们没必要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收归国有。

　　农民本身就对土地有很强的依存度，当然不愿意土地再收回去，将土地收归国有的做法肯定不会让农民满意。

　　但是为了把我们国家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我们必须要将土地收归国有，通过人民公社的形式，集中人力精力物力来完成工业化，这一点之前专门讲过。

　　工业化不是简单地维护几条生产线，不是简单地生产几个工业品，而是要完成技术迭代，要不断研发创新，要提升技术和产品，让技术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生产出不断更新的产品，同时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结构，达到这种程度，才能说完成了工业化。

　　我们工业化的过程比西方工业化投入更大，因为我们引进的主要是军重装备生产线，而生产出来的武器既不能返销苏联，因为是苏联淘汰的生产线，又不能拿去侵略别的国家，因为我们对世界宣布不称霸，所以我们的工业化是高成本纯投入。

　　为了完成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老人家认为必须坚持“三面红旗”，这是推进工业化的底线，谁要是触碰了这条线，老人家绝不留情，因此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批判，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

　　之前批判胡风集团，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都没有像后来文革这样的大规模运动，原因就在于之前被批评的人还没有触及人民公社这条底线。

　　吴晗写的《海瑞罢官》中提到了“退田”，而此前发生过社员要求退社的事件，这就让人不免产生联想，吴晗写这部历史剧的目的何在呢？

　　这一点姚文元在他的评论文章中做了分析，虽然看上去剧中的“退田”与现实中分田单干有些牵强，但是所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你所表达的内容，未必不会对别人产生误导。

　　因此，老人家看了姚文元的这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后定调，“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当时我们处于极其艰苦的历史时期，被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封锁，处于战争威胁的边缘，随时可能爆发。

　　但是，国家到了这种地步，竟然还有一些文人出来兴风作浪，还在搞破坏团结和人心分裂的事情，这就让老人家不得不采取措施。

　　因为他们所谓的不同声音，不是为同一个目标的不同声音，而是带路党的犬吠声，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瓦解一个民族战斗意志的声音。

　　对于吴晗这样一个历史学家，在这种时候创作这样的内容，其用意何在？不得不让老人家深思。

　　如果说其他领导人看不透问题的本质，但是经历过战争和与国内外反动派斗争的老人家，不可能看不透。

　　实际上，后来为吴晗翻案的文章说明，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写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确实是针对一九五八年开展的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这“三面红旗”。

　　特别说明一下，邓拓在期间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当年《人民日报》上大量登载了“放卫星”和“假高产”的报道，他作为总编辑是有责任的。

　　老人家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于是将他的总编辑职务撤了，那么后来邓拓在《北京日报》、《前线》杂志上发表讽刺现实的文章，是否与此有关呢？我们不得而知。

　　翻看历史，你会发现在历史重要时刻，在民族危难之时，不是跟老人家一起同甘共苦，而是跟老人家唱对台戏的人，恰恰是这些自以为有一肚子墨水的文化人。

　　除了老人家对《海瑞罢官》持批判态度外，周总理、（开国元帅）、罗瑞卿（开国大将）、柯庆施（原华东局）、陈丕显（原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曹荻秋（原上海市长）等人也持批判态度。

　　但是，姚文元发表的这篇受到了彭真的坚决反对和，他不许中央和北京的报纸转载。

　　1966年2月，文化革命小组向中央提交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为“二月提纲”。

　　这让老人家认为我们的文化阵地已经丢失了，老人家之所以提议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就是为了在文化阵地上树立正确的文化导向。

　　但是，文化革命小组的做法，显然违背了老人家的初衷，不但没有将正确的批判意见发表出来，还对其进行压制。

　　为什么文化革命小组要压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老人家看来，因为文化革命小组中的成员与吴晗认识，他们之间已经结成了官僚集团。

　　这正是老人家所担心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因为人与人之间不是秉公而是徇私时，便是修正主义的开端。

　　于是在1966年5月，老人家主持制了《中国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就不难理解之后发生的很多事情，为什么会有“踢开党委闹革命”？

　　原因就在于老人家认为我们自身内部存在官僚集团，以现在的机构不能够改变现状，他们将会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忘了我们的初心，因此需要另外组成一套新的班子。

　　实际上，按照老人家的构想，文化革命运动的时间规划为三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

　　但是最终为什么持续这么久，原因在于有人在把运动往坏的方向引导，让整个运动变得错综复杂。另外三年之后没有达到老人家的预期，老人家不接受这种半途而废的做法，因为他向来都是既然出发就一定要走到目的地。

　　这场运动为什么以文化命名，实际上老人家对于这场运动的构想，并不是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而是限于文化领域。

　　因为老人家认为，此前的历史时期中，这些文化人都没有与我们站在一起，而是经常站出来唱对台戏，如今他们已经与我们的一些干部结成了官僚集团，这将使今后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此有必要改造当时的文化人。

　　尽管我们当时大力扫盲，但是从新中国成立到1964年，这15年扫盲的结果是，7亿多人口中，也仅仅是1亿多人不再是文盲，还有近6亿人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

　　这种情况之下，你说文化革命运动一开始是针对全民的运动？显然这是胡说八道。

　　读懂了这篇文章，自然就会明白为什么《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视为文化革命运动的导火索，也就明白老人家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运动。